楔子：人人追求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樊嘉扬如此，许多人亦如此。
近年来，西方与中国舆论战不断。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部分“华裔”们的真面目暴露无遗，让诸多或汉儿学得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或两头赚钱转头骂的两头蛇们无处遁形，进而放弃了之前认可的、出自官方层面出于统战宣传的“一家人”等、政治正确且冠冕堂皇的假话、大话、空话、官话、套话、胡话、屁话、废话，转而投向了“非我族类"的务实心态。
这里面有土生土长的香蕉人，如“不开枪我是中国人”之流；留学或移民后转脸即翻脸，或侮辱谩骂我国人民、向所在国摇尾乞怜的，如杨舒平、许可馨等;自觉高人一等，lockdown期间不听居家禁令公然“跑步”、被警方依法拘留后大闹警察局，要求警方“尊重外籍身份”、被吊销签证遣返时要求我国政府支付返澳机票费用，并要求我国人民向其道歉的前拜耳中国职员梁某妍；还有在网上大肆攻击中国人民、称中国在澳留学生为“留学豚”，刚加入澳籍转头便火烧中国护照的悉尼大学前华裔讲师吴维；更有长期为西方媒体提供中国各种负面信息、宣扬西方那一套价值观、攻击和辱骂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在疫情期间落得了先在纽约地铁上被美国黑人侮辱谩骂要求令其“滚离美国”，其母又被医院以新冠防疫为由驱逐了护工和不提供呼吸机，《纽约客》的供稿人樊嘉扬等等。
今天笔者的重点仍居是聊聊在美华人中的“佼佼者”，黄皮肤的美国人，《纽约客》华裔记者——樊嘉扬。樊嘉扬应该被称之为“一代半”（没生在美国，但是小时候随父母移民的孩子），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以后的第三代等，不存在融入问题，就是美国人，美国的少数族裔。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是非成败随大流。但是“一代半”，由于华人家庭的严格要求，面对美国的激烈竞争，往往比第二代以后更为努力。但是一代半也有个身份认同的冲突。由于教育、环境的影响，他们都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父母，有些还保留着中国籍，则希望他们能保持和祖国的纽带，讲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虽然由于父母的艰辛，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讲标准的英语，但美国社会，对他们则有一种更为复杂的看法。之前我写过许多关于樊嘉扬的文章，有一位网友总是觉得我的立场和观点缺乏论据支撑，实话说我比较厌烦一再举例这位樊记者的事迹，但为了证明我并未胡说八道，还请大家耐心看完。
让樊嘉扬变成“网红”的大概就是以下言论（举例部分）：
1、她在美国疫情爆发时说中国面孔拖累了自己。2019年9月21日推文：My Chinese face is a liability. Just got asked if I’m from us and am a reporter why l have a Chinese face.l showedpress identification, passport, business ilD. "But why I speak mandarin?”Old man asks hostilely.And l’m surrounded by huge mob. Are you really from west?l’masked.（中文翻译：我的中国面孔是一种负担。被问到我是否来美国并且作为一名记者为什么我有一张中国人的脸。我展示了记者证，身份证，护照。“可是为什么说普通话呢？”“你真的是西方人吗？”老者不耐烦的问道。而且我被一大群人暴徒包围了，我蒙着面）;2020年4月6日的推文：most chilling dream l’ve had inpandemic: I’m trying to dye my hairblonde or white out of sense of self-protection to disguise asiannesss(thisis not thought I’ve ever had in wakinglife) but in dream no matter no manyboxes of dye l go through,my hairremains stubbornly black。（中文翻译：我在大流行中经历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梦:我试图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将头发染成金色或白色,以掩饰亚洲人的性格(这不认为我曾经有过醒来的经历)，但无论如何，在梦中我没有染多少盒染料，我的头发顽固地留着黑色。
2、乱港事件采访中碰壁之后改口称支持香港“暴徒”（樊嘉扬采访被围发推时的称呼，事后觉得不对立即改口）为自由而战。2019年9月21日再推特上网友问她“Do you condon violence?”她巧妙的回答：“l support Hong Kong’s fight forfreedom. 1 smallen counter isn’t gonna change that”。让人觉得可笑的是，她前一秒还在称呼这些人为“mob(暴徒)”。她不知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3、她说中国是疫情的罪魁祸首，她批评中国防疫不利，却从不报道美国抗疫的滞后和疫情当中巨大的死亡人数（截至2022年2月6日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旧金山人口，达925511例），也不会批评美国饱受诟病的医疗系统、白宫内部的混杂现象以及州与州之间的两党对抗，等到自己和母亲在美国亲身经历了却又不敢公开讨伐，却聪明的利用记者身份让美国该州官员主动联系解决其母护工被赶出医院和呼吸机的难题。《纽约客》上搜索樊嘉扬关于中国疫情的文章有好几篇，其中最典型的一篇是2020年1月28日撰写的一篇以《What It’s Like to Try to Get Treatment for the Coronavirus in China》（在中国尝试治疗冠状病毒是什么感觉）当中这样描述：“The Wuhan coronavirus belongs to the same family a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or sars, which broke out in the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 of Guangdong, in November, 2002, and spread, through infected travellers, to twenty-six countries, killing almost eight hundre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武汉病毒与2002 年 11 月在中国南方省份广东省爆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或sars属于同一家族，并通过受感染的旅行者传播到 26 个国家，造成近 800 人死亡世界各地的人们），这里“武汉病毒”“与sars同一家族”这些词划重点，是不是很有种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味道？通篇文章看下来笔者不得不感叹樊记者不愧是玩“春秋笔法”的高手，迎合了美国主流媒体的一致论调。
4、在采访《三体》作者刘慈欣时樊嘉扬时使用“春秋笔法”，夹带私货。读过刘慈欣的小说的人都知道，大刘不会用太多形容词。这篇文章出现在大阪20国集团峰会召开之际，在中美贸易战正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你要说《纽约客》写的这篇文章并非意有所指，傻子都不会相信。事实上，美国人显然不太懂得春秋笔法，这篇文章在后面直接指出，当前美国和中国的处境就相当于美国是三体文明，中国是地球文明。这真的是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在当前的世界背景下，这篇文章恐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人对于中国的某种态度。而这也是目前中美关系的一个真实缩影。文末会再次附上樊嘉扬采访刘慈欣的文章，有兴趣大家可以细品！《纽约客》原文其实有更多内容。有的是讲他小说情节，我觉得很多一些读者应该都了解，就没引用进来。有些政治相关的，比较含糊。感兴趣的话可以点链接去读原文～(附件有部分内容）。
一言以蔽之，樊嘉扬在美国的生活着实有种“夹生饭”的味道。尽管美国社会对华裔的种种做法，让樊嘉扬难受，但她对外的时候，又会认为美国的一切正确。她曾在网上透露，她妈妈在世时，自己和妈妈很多事上是有冲突的。即使躺在病床上，享受美国对无收入老年人的救护，她妈妈也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建议女儿写报道时，注意自己的华人身份。最后还是奉劝这位樊记者，听妈妈的话，不要依靠攻击自己曾经的国家来换取西方认同，殊不知不尊重自己的人没人会尊重你，一颗“棋子”罢了。笔者仅希望在美生活的所有华人在某一天能像马丁.路德金说的那样：真正能享受与本土白人同等的权利，在就业、法律诉讼、警方保护等方面不再受到严重的歧视，不再成为成为种族骚扰以及种族暴力行为的受害者。
附：
【读了几年《纽约客》，写作家的文章不少，终于有一篇写的作家是我读过他所有作品的了。（真不容易！）记得小学时候看《科幻世界》，被大刘的《乡村教师》、《带上她的眼睛》感动得泪水涟涟呢。去年11月，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来到华盛顿领取由阿瑟·克拉克基金会设立的克拉克想象力服务社会奖（Clarke Award for Imagination in Service to Society）。虽然是第一次到华盛顿，但他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毕竟华盛顿是诸多好莱坞大片的常客嘛。不过，和电影风光相比，这座真真切切摆在眼前的城市倒是让刘慈欣有点失望。华盛顿纪念碑和反思池之间的距离，看上去比《阿甘正传》里要远得多；打量着林肯纪念堂里的林肯塑像，他说，自己还是更喜欢《猿人星球》里面的那款。《纽约客》记者樊嘉扬陪着刘慈欣参观华盛顿，同时也与这位连奥巴马都是其粉丝的作家聊起了他的家族、童年、成长、写作动机、以及对科幻文学和政治的看法。
刘慈欣1963年生于北京，但他父亲原本是河南人。河南，是中国遭受苦难最多的省份之一。刘慈欣父亲的家庭自也不能超然世外。那时正值内战期间，为了保证家族血脉延续，刘慈欣的祖父打了个现实又残酷的赌：他让自己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加入共产党，另一个则加入国民党。在战争中，刘慈欣的父亲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军官，胜利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而他加入国民党的叔叔则不知所终。但文革开始后，刘慈欣的父亲还是因为有个国民党的兄弟而受到牵连，被下放到了山西省阳泉市。当时刘慈欣刚刚三岁。在阳泉，一切开展得如火如荼。他记得晚上能听见枪响，还能看见一卡车一卡车背着枪，带着红袖套的人。由于环境太危险，刘慈欣被送到河南的祖父母家，在那儿住了好几年。他是个鲁莽、喜欢恶作剧的小孩——直到今天，这依然是他性格的一部分。比如说，他曾经编写了一个随机生成诗歌的程序，还把这些诗歌投稿给文学杂志。在刘慈欣六岁那年，中国发射了第一颗卫星，这让他迷上了太空。后来，父亲给了他一本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这本小说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他说，凡尔纳写得那么具体、那么权威，让他觉得小说里的事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少年时代，刘慈欣读了一本关于天文学的书，其中讲到光年的概念让他有如醍醐灌顶。对别人来说虚无缥缈的抽象意象，在他眼里却有具体的形象。那些概念对他来说仿如触手可及，让他感到一种“磕了药般的狂喜”。从高中起，刘慈欣就开始创作小说了。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娘子关水电站工作。在那儿，他有许多闲暇时间来阅读科幻文学，写作科幻故事。直到2012年，在他早已蜚声科幻文学界时，才离开了这份工作。现在的刘慈欣是中国最成功的科幻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为二十多种文字，《三体》三部曲更是在全世界售出了800多万套。他获得过9次中国科幻文学最高奖银河奖，还在2015年成为第一个获得国际科幻文学大奖雨果奖的亚洲作家。和一般的文学作品比起来，刘慈欣说，“有关科学的故事更加壮丽、伟大、身在其中、意味深长、扣人心弦、离奇古怪、恐怖神秘，甚至更有感情。”【原文：”the stories of science are far more magnificent, grand, involved, profound, thrilling, strange, terrifying, mysterious, and even emotional”—— 我觉得这是作者翻译刘慈欣写的某段有关科幻小说的话，但没找到出处。】刘慈欣很擅长给人归类，描写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典型人物，但也招致不少诟病。不少人说，他作品里的人物过于类型化，就像是放置在立体模型中的硬纸板假人。他承认这一点，但强调说：“我不是因为热爱文学才写作的，我写作是因为我热爱科学”。《三体》是刘慈欣的代表作，人们赞美这套书让科幻文学在中国从边缘化走向主流。刘慈欣认为，人们对《三体》的喜爱源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转变——科技进步激起了他们心中探索宇宙的激情。《三体》是一部背景宏大的小说，涉及个人与个人、国与国、星球与星球、文明与文明之间的争斗。当《三体》的第一卷在美国出版时，很多人认为，书中描写的三体星和地球的原型来自美国与中国间的角力。不过，刘慈欣并不喜欢用小说来反应或评论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说法。他说，小说的“主要目的是逃离现实世界”。他也不太愿意谈论与政治有关的话题。虽然政治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中无处不见。比如说，出版于2003年的小说《超新星时代》就来自于他对多年前那次事件的感悟。当时他正好在北京出差。刘慈欣说，他希望《超新星时代》能反映出当旧的信仰崩塌，而新的还未形成时，面临急剧变化的中国人所感受到的困惑。《三体》同样如此。物理构想是这本书的前提，但政治才是情节发展的推动力。在每个转折点，书中人物都被迫进行残酷的计算。为了生存，他们玩着马基雅维利式的博弈游戏，以结果主义来指导行动。【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主张判别行动好坏是非的标准以其产生的结果而定。只要一行动能产生好的结果，它就是好的，是道德的。】《三体》中的许多场景，都需要人物做出两难的选择。就好像刘慈欣的祖父为两个儿子参军所做出的决定，或是在90年代的下岗潮中，刘慈欣不得不选择让一半下属离开一样。在《三体》里，理想主义是致命的，仁慈更是代价高昂的奢侈品。《三体》的思想主旨正是刘慈欣对现实的看法，他不赞同大部分西方人崇尚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他认为，中国有中国的特殊性，只有现在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刘慈欣说，个人的自由“不是中国老百姓关心的事。对普通人来说，看病、房价、孩子教育才是重点”。他说假如“放松对国家的管理，结果将会非常可怕。”中国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让刘慈欣为之欣喜。他说，自己这一代的中国人是幸运的，他们经历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现在生活的世界和孩童时代成长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刘慈欣说：“中国是属于未来的国家。我发现自己身边的世界越来越像科幻小说里的描述，而且变化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在华盛顿领完奖后的第二天，刘慈欣去参观了越战英雄纪念碑。在纪念碑墙上，铭刻着58000个越战遇难者的名字。这让他非常感动：“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死者应该被铭记。”随行翻译回答说：“中国应该有，有些城市是有的，不是吗？”“不”，刘慈欣摇头加重语气：“我们有一些烈士雕像，当我们从来没有——我们不纪念那些，那些单个的人。”他取下眼镜，眨了眨眼，看向眼前绵延的绿地和水泥墙：“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会过去，而时间终会将故事埋葬。（When something happens, it passes, and time buries the stories.）”